資料來源:周祝瑛（2000）。猪肉攤上的教育家。臺北：南宏。

大陸學歷認證之外的幾點思考

    民國八十七年前教育部林清江部長及陸委會張京育主委在出席「兩岸家庭教育」研討會中，一致表示大陸學歷暫停採認係因相關辦法不夠周延，因此必須再仔細研究，但兩岸學術交流將繼續進行，大陸學歷採認政策無時間表，目前也不鼓勵學生到大陸念書。無獨有偶，兩岸在處理文教交流上似乎都是受到政治考量的侷限，在意識形態上角力。回想一九九三年底大陸對台的交流重點，包括：

一、選拔與培訓一批「既懂得（中共）﹃黨﹄的政策、又了解台灣狀況的學者交流專業隊伍」，使得在兩岸交流中起影響作用；

二、吸引台灣青少年到大陸觀光旅遊，使其產生認同；

三、吸收台灣素質較高的高中畢業生到大陸大學就學，培養一批能對台灣產生正面影響的台籍生力軍。

    然而到了一九九六年，大陸對台的文教交流策略改採「學者從寬，學生從嚴」的態度，限制大陸研究生來台實質交流。原因是大陸認為我方補助大陸研究生來台研究，有推銷台灣經驗的政治目的。因此，從近三年來，大陸核准研究生來台研究通過比率不高的情況下，在在可看出兩岸文教交流備受政治的干預。

    儘管兩岸文教交流難以排除雙方政治掛帥的陰影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：以文教交流為主的軟性訴求，是建立兩岸良性互動成本最低、風險最小且影響最為深遠的不二途徑。從兩岸文教交流策略的調整轉換中，不難看出大陸對台政策的貫徹與一致；反觀我方腳步，以學歷採認政策喊停一事為例，除了令國人錯愕之餘，暴露了政策朝令夕改，前後矛盾，以及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缺失。

    其實，兩岸交流已是大勢所趨，如何掌握台灣的優勢，培養熟悉兩岸事務的專才，以應付日益繁雜的兩岸交流問題，是開創兩岸新局的關鍵。換言之，與其每年投資大量經費邀請對岸人士來訪交流，甚至送人到西方國家取經、研究大陸事務等類似做法，不如全力加強本土人才的培育，一方面建立一批長期致力於兩岸學術研究的專業隊伍；鼓勵年輕人從事兩岸法律、經貿、文化、教育種種方面的學習與考察；另一方面以疏導、輔助代替限制、凍結，對台生赴大陸就學問題採取更長遠、更開創性的做法。以美國培養大陸事務專家的經驗為例，根據學者何漢理(Harry Harding)的說法，可分為四個階段：

    一、一九六○年代：美國高等教育迅速擴充，以及來自政府與民間充沛的基金，對第三世界國家大力研究，促成美國由傳統的漢學重點走向中國大陸研究，能夠根據中共官方資料，分析大陸政權。

    二、一九七○年代由於美國經過越戰的痛苦教訓，與大陸文革悲劇的思想，改採批判理論，由整體發展轉向個案研究，套用各種社會科學模式來分析中國的政治變化。

    三、一九八○年代「中」美建交後，美國研究人員得以深入大陸考察，採用社會科學的語言和方法，進行田野調查；除了學者之外，亦有大批美國大學或研究生前往大陸，學習漢語，及了解大陸民情。

    四、一九九○年代迄今，美國學界改變過去只重經驗性事務的研究，一反慣有的西方霸權思考模式，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，針對中國大陸特有的環境發展一套變化法則。在此時間，由於天安門事件發生，致使許多大陸學生滯留不歸，使得美國的中國大陸研究領域，突然增加一批通曉中文及中國基層社會、且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生力軍。

    美國學界不乏影響該國中國大陸政策訂定之人，主要歸功各領域對大陸長期的投入觀察。反觀國內在大陸研究方面，教育發展始終是最受忽略的領域，不但研究人力明顯不足，研究內容多侷限在政策之訂定、頒行與實施，甚少顧及在政策實行之後，政經、社會、文化、思想等各方面深層結構所生的變化。因此，培養兩岸事務人才，除了政策的穩定性與一貫性之外，還必須造就一批熟悉大陸社會背景，具有解構大陸情境脈絡能力的人，如何去理解大陸當局與人民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，進而提出合適的相應措施，在兩岸談判桌上掌握機先，就不能僅靠蜻蜓點水式的考察或任務取向的倉卒成軍，就能深入問題所在。無論台生赴大陸就學或者日後開放到大陸蹲點研究，都是為了培養兩岸事務人才長遠目標著想。無論對岸是

敵？是友？面對愈來愈龐大的經濟競爭壓力是事實。如何突破兩岸的政治禁忌，務實交流腳步，相關當局在人才培育上有無長遠規劃？兩岸文教交流的政策與做法，有無需要調整與檢討？這些都是大陸學歷採認政策所必須一併納入思考的地方，也是當局務實大陸文教政策所

需注意之處。

（原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，民８７•６•20，15版）